1. 镇国天子，满清的宗人府是干什么的？

提到宗人府，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恐怕都是清宫戏里的“圈禁宗人府”。实际上，宗人府并不是满清特有的东西，早在明朝便已经出现了。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仿照历朝历代管理宗室事务的机构设置了大宗正院，以管理宗室相关事务。洪武二十二年，明太祖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宗人府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换言之，宗人府这个机构实际上历朝历代早已存在，只不过名称各异，明太祖最终将它定名为了宗人府而已。

满清入关之后，在很多方面沿袭了明制，宗人府便是其中之一。顺治九年，清朝正式设置宗人府编制。明朝的宗人府主要管理对象是宗室，清朝基本上差不多，但是略有区别。明朝只要是老朱家的后代，哪怕是明德祖朱百六兄弟的后代，只要世系清楚，都算作宗室并享受相关待遇，明太祖甚至把自己大爷朱五一的两个孙子都封为了郡王（高沙王、宝应王）！至于原因嘛，因为出身赤贫、加之元末的灾荒和战乱，老朱家本就人丁稀疏、没几个活下来的，能照顾的就都照顾照顾吧。

满清则完全不同，爱新觉罗家族是建州女真的世袭奴隶主家族，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历代祖先基本上都是妻妾成群、儿女遍地！到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时，实际上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口已经非常多了，清太宗想照顾恐怕也照顾不来。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清太宗对爱新觉罗家族依照血缘远近进行了二次分类。将自己祖父清显祖塔克世的后代称为宗室，享受宗室待遇；而将曾祖父清景祖觉昌安兄弟六人（史称“六祖”）的其他后代称为觉罗，待遇要远比宗室低得多！至于清景祖觉昌安的叔伯及其后代、以及更远支的同宗亲戚，已经出了“五服”，清太宗索性不认账了！实际上，清朝的宗人府所管理的对象只是清景祖觉昌安兄弟六人的后代，即所谓宗室和觉罗，并不涵盖整个爱新觉罗家族。

满清宗人府的一个最主要职能就是编纂皇室家谱，也就是所谓的玉牒。记录宗室子女的名字、嫡庶之别、爵位、生卒年月、谥号及婚丧嫁娶等事件。说白了就是明确血统，这到底是不是我们爱新觉罗家的种！直到伪满洲国时期，清逊帝溥仪还组织编纂一次玉牒，此次编纂也成了清王朝最后一次对玉牒的修订。除此之外，清王朝宗室、觉罗人数众多，谁有事都直接找皇帝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毕竟是自家人，皇帝也不能置之不理吧？于是，宗人府便成为了一个承上启下的机构，宗室、觉罗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宗人府表达，皇帝有什么事情也通过宗人府转达。这其中涉及的奖赏、处分等等，由宗人府登记造册，形成档案。

除了以上这些职能，宗人府还有一个重要职能，那就是给宗室、觉罗们发工资！尤其是宗室，清朝规定，宗室黄带子不能从事士农工商等各行各业。换言之，他们只能靠国家养着，按照不同的爵位由国家统一发工资。清朝对于觉罗的限制相对弱一些，但是这些“天潢贵胄”们似乎也没几个愿意自己种地打粮的，都等着国家发工资呢……可是，给宗室、觉罗们发工资是自己家的事，让户部代劳显然是不太合适的，这个活儿自然就落在了宗人府的头上。此外，皇帝给宗室、觉罗的赏赐什么的，也都是通过宗人府兑现，而不是经过国家财政机关——户部。

最后，宗人府还有一个重要职能，那就是司法职能。宗室、觉罗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自家人，是拥有司法特权的，国家司法机关无权处置他们，这也就是晚清那些提笼架鹰的黄带子们叫嚣“杀人玩儿”的底气所在！原因很简单，国家司法机关管不了他们，杀了人也只能把他们移交宗人府。到了宗人府，这些黄带子们实际上就等于进了保险箱。除了谋逆等重罪，宗人府理论上是不会判宗室、觉罗死刑的，充其量就是圈禁或者流放。圈禁无非就是失去自由，依然好吃好喝伺候着。至于流放，哪里是什么流放！到了地方，当地还得给他们建房子、分田地，这些被流放的宗室、觉罗等于是换了个地方继续作威作福而已。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的那位“金大烟袋”大概其就属于这类人的后代。虽然爵位没了，人也迁到了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城，但他们依然是黄带子、是爷，依然可以横行乡里！

说到“金大烟袋”就不得不说一说宗室、觉罗犯罪受罚的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黜宗室、黜觉罗了。在很多人看来，被革去宗室黄带子或者觉罗红带子，不就等于是贬为庶民了吗？您想多了！怎么可能？清朝的宗室被革去黄带子之后并不是贬为庶民，仅仅是降为觉罗待遇，仍然可以系红带子、拥有觉罗一般的特权。而且，身份依然高于觉罗，他们的名字入册的依然是玉牒黄册，只不过注明是革除宗室红带子，列于玉牒黄册之末。但是，无论怎么说，他们依然是所谓“天潢贵胄”。觉罗与宗室大致相同，只不过被革除红带子的觉罗要改系紫带子，依然是拥有特权并可以被载入玉牒红册的，根本不是什么庶民！

2. 将军的女儿怎么称呼？

各个朝代不同，称呼也有所不同，有时也会以封号来称呼将军的女儿。在明朝，镇国将军女儿封郡君，辅国将军女儿封县君，奉国将军女儿封乡君，其余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女儿都叫宗女。

古时候将军的女儿也可以称呼为小姐，在古代只有王侯家的女儿才可以称作郡主、格格之类。郡主即郡公主，晋始置，唐制太子之女为郡主。宋沿唐制，而宗室女亦得封郡主。明清均以亲王之女为郡主，郡王女封县主。

3. 宋仁宗是宋太祖的什么人？

简单直接的说：宋仁宗赵祯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侄孙，宋太祖赵匡胤是宋仁宗赵祯的伯祖父，他们是祖孙辈的关系。

宋仁宗，名赵祯，出生时名受益，是宋真宗赵恒第六子，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十四生于东京（开封），生母李氏，是真宗后宫一个普通妃子。

赵祯出生后，在真宗的默许下，将其交给皇后刘氏和杨淑妃一起抚养，在宫内外都称作刘皇后之子。李妃害怕刘皇后的权势，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有生之年都没有和儿子相认。

真宗的长子、三子、四子、五子都幼年夭折，连名字也没有起。直到百年后宋徽宗追册宗室，

赐真宗长子名赵禔，封温王；三子名赵祇，封昌王；四子名赵祉，封信王；五子名赵祈，封钦王。

而真宗次子赵祐，生于至道元年（995年），咸平五年（1002年）被册封为封信国公。因为赵祐是当时真宗唯一在世的儿子，所以真宗最为宠爱他，并准备立他为皇太子。不过，就在咸平六年（1003年），赵祐突然患病，随即去世，年仅九岁（实际七岁半）。

爱子夭折后，宋真宗悲痛欲绝，几乎因此不起，勉强恢复后，追封次子为周王，赐谥号悼献。二十年后，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皇太子赵祯继位，追封二哥为太尉、中书令。明道二年（1033年），追册为皇太子，称“悼献太子”。

所以，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赵祯（受益）出生时，是真宗当时唯一的儿子，其实也是最后的儿子。对于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嗣子（真宗时年已经四十三岁，不折不扣地老来得子），真宗欣喜若狂，无比重视，除了让皇后亲自抚养外，平时爱子的一举一动，真宗都要详细了解，嘘寒问暖，并不厌其烦地安排亲信內官宫女加以照料，生怕他重蹈之前五个哥哥的早夭覆辙。

幸好，幼年赵受益在刘皇后、杨淑妃的亲自抚养下和真宗的深切关爱下，健康成长，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病大灾。这也让子嗣单薄的真宗大感欣慰，觉得平日里修道崇仙的努力没有白费，上天垂怜，总算没有让自己遭受绝嗣之难。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五岁的赵受益被封为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晋封寿春郡王，同时出外就学于资善堂。天禧元年（1017年），加中书令衔。

天禧二年（1018年），赵受益晋封升王。同年九月，赵受益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这一年，赵祯八岁。

天禧四年（1020年），真宗已到晚年，身体不好，时时生病，心里很是担心自己会突然去世。于是，他私下和心腹宦官昭宣使周怀政商议，看是不是提前安排让太子监国，也好以防万一。

周怀政性子急，见皇帝要让太子监国，于是马上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首相）寇准商量。寇准同样急性，第二天就当面向真宗建议授太子监国之权。真宗没想到事情这么快就被外臣知道并立即奏请安排，心里很不高兴，不过太子监国也是自己首先提出的，于是也表示同意。

寇准便招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奏章，准备在大朝时正式上奏真宗，请求让太子监国。同时，寇准还和杨亿说，太子监国后，就让杨亿代替丁谓，出任枢密使。

没想到，消息被口风不严的周怀政泄露出去，丁谓得知寇准将在太子监国后就以杨亿代替自己担任枢密使，于是马上进宫向真宗告状，说寇准心有异志，交集內官，准备拥立太子谋反。真宗本来心里就不痛快，丁谓的话更是火上浇油，于是立马下旨，免去寇准官职差遣，改任太子太傅。而太子监国一事则再也不提。

寇准罢相后，周怀政顿时后悔不已，深恨自己口风不严，好好的一件事情最后搞得一塌糊涂。并且自己和丁谓有旧怨，现在丁谓得势，寇准罢相，如果以后丁谓再向真宗进谗言，说自己不忠于皇帝，想要奉太子监国而另立新君，那就惨了。

于是，周怀政决定干脆发动政变，杀丁谓及其党羽枢密副使曹利用，重迎寇准为相，奉真宗为太上皇，迎太子登基为帝。

就在准备起事的前一天，周怀政的同党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突然反水，把政变计划向丁谓等人全部说出，使得丁谓、曹利用抢先出手，包围周怀政住所，把他及同党一网打尽。

得知心腹內官、最信任的周怀政居然要政变（周怀政跟随真宗近四十年，自潜邸就随侍左右），真宗震惊不已，命丁谓详加审讯，并亲自审问周怀政。周怀政并无二话，只是不断叩首而已，这都是为了不使丁谓有机可乘，把事情往寇准身上牵扯。

之后，暴怒的真宗将周怀政赐死，同党一并诛杀。而寇准也被迁怒，免去太子太傅，降为太常卿。丁谓还趁真宗病重不理政事，私自勾结刘皇后，将寇准赶出东京（开封），出知相州，然后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在最后的贬居之所雷州（广东雷州）去世。

在经历此事后，真宗心中着实害怕，并在病重、神志不清的状况下，怀疑所有人都会有作乱企图，甚至疑心十岁的太子赵祯也有谋反意图，居然动了废太子的念头。

危急时刻，参知政事（副相）兼太子宾客李迪挺身而出，向真宗慷慨激昂诉说太子纯孝，绝不可能谋逆，逐渐说服真宗。最后，李迪一语中的：“陛下有几个儿子？”，顿时使真宗顷刻间清醒，才想起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而且素来仁孝懂事，身为唯一的皇嗣，怎么可能参与谋逆？废了他，难道立其他侄子不成。

于是，真宗再没有询问太子此事，并一如既往信任关爱赵祯，李迪也被加授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

乾兴元年（1022年），五十五岁的宋真宗病逝，十二岁的皇太子赵祯继位，成为大宋四代皇帝——宋仁宗。

时间倒退六十二年前，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三，后周殿前都点检、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在授意其弟赵光义，以及赵普、石守信、王审琦等亲信策划下，鼓动士兵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陈桥镇）发动兵变，为他黄袍加身，拥其为皇帝。正月初四，赵匡胤率大军返回都城开封，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七岁的后周恭帝郭宗训被迫禅位，赵匡胤受周禅建立新朝，国号“宋”，改元建隆，即宋太祖。

太祖登基后，先南后北，逐一消灭各地割据政权，收南平、下湖南、灭后蜀、破南汉、平南唐，将自唐末开始的中原分裂局面基本结束，并两次“杯酒释兵权”，用温和的手段将随自己起事的亲信禁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一一解除，彻底解决了自唐中叶以来地方藩镇节度使拥兵自擅、跋扈难制的局面。

太祖出身武人，所以特别了解武人专权擅政的危害，登基后，即实行“守内虚外”、“内外相制”政策，使武将不能单独掌握军权，只能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动。而禁军的调动权归文官枢密院，枢密院官员又直接由皇帝选拔管理。这样，禁军的一切指挥权都集中于皇帝，消除了五代时“兵强马壮者自为天子”的情况发生。

在限制武将的同时，太祖也改革中枢机构，把朝堂中枢机构分列为政事（中书门下）、军务（枢密院）和财政（三司使）三大系统，各不统属，由皇帝直接管理。再另设御史台等机构，用以监察百官。这样，在把地方权力集中到中枢朝廷后，中枢的权力又又进一步集中于皇帝，皇权由此进一步强化，对于赵宋皇室统治天下也更为有利。

太祖登基时不过三十四岁，在世的两个儿子，赵德昭不过九岁，赵德芳更只有一岁。鉴于五代各朝经常有皇帝壮年去世而幼子无法掌握权力、被权臣篡位的情况发生（太祖本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夺取后周社稷，登基为帝的），于是太祖在建隆元年（960年）将时年二十一岁的三弟赵光义封为为殿前都虞候，领睦州防御使领泰宁军节度使。此后再逐步晋封为大内都部署，同平章事、开封府尹，兼中书令、东都留守、晋王，朝班位列宰相之上。

太祖的本意，就是将已经成年的三弟作为实际的皇储对待，以稳定人心，巩固社稷。如果自己有意外发生，则国家不至于没有成年嗣君，从而导致赵氏天下被其他权臣篡夺。这也是太祖吸取了五代各朝的教训，实施的一个变通办法。

不过，随着太祖在位日久，长子赵德昭也平安长大，太祖兄弟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虽然赵光义还是晋王、开封府尹、同平章事，事实上的皇储，但是赵德昭也逐步被封授官职，先后就任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叔父潜在的竞争者。

太祖的内心，自然是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嗣君的。不过三弟赵光义在担任了十多年的晋王、开封府尹后，也不再是那个当年青涩的少年人，而是掌握了大量权力、汇集了众多追随者的大宋第二号实权人物，培养和提拔的亲信遍及朝野内外。太祖即使想废黜他的储位，也要慎重考虑，以免引发风波甚至政变，并因此发生内讧，使得社稷动摇。

太祖想徐徐图之，逐步提升长子赵德昭的地位，再慢慢削弱三弟赵光义的势力，最好像当年“杯酒释兵权”一样，温和地、不伤和气地免去赵光义的皇储之位，继续保留他的官爵，然后正式赐封赵德昭为太子。

可惜时不我待，就在太祖一步步实施这个计划的途中，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太祖召晋王入宫饮酒，当夜有人在宫外看见殿内烛影摇动，似乎晋王赵光义离座在退避什么，然后听到斧子戳地击物的声音。次日，宫内忽然传出噩耗，太祖驾崩。十月二十一，晋王赵光义即皇帝位，即大宋第二代皇帝宋太宗。

关于这段历史，史书上多有记载，大多怀疑是太宗为了保住皇储之位，谋害了太祖，但也有其他不同意见。千年以来，众说纷纷，没有统一的意见。而事件的真相，则湮灭于历史长河中，再也没有澄清的那一天了。

太宗继位后，继承太祖遗志，将残存的割据政权：吴越、漳泉、北汉一一消灭收复，基本统一全国，只剩下当年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没有拿下。于是太宗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雍煕三年（986年）两次向燕云用兵，意图收复故土，但是都被契丹挫败，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三百年的遗憾。

太宗即位后，因为长子赵元佐聪明机警、有武艺、善骑射，所以属意他为皇储人选。但是赵元佐为人率直、嫉恶如仇，对于父亲为了巩固皇位而迫害四叔赵廷美、堂兄赵德昭十分不满（太宗即位后，将四弟秦王赵廷美借故削爵流放，使得他忧愤成疾、病逝房州。赵德昭随同太宗出征燕云，大军溃败后，太宗一时没有讯息，大臣们有拥立赵德昭为帝，收拾残局的意思，后来太宗恢复和大军的联络，对此甚为忌惮，之后故意用言语逼迫赵德昭，使其在中书省自杀），并因此抑郁成疾，在雍煕二年（985年）因病导致神志不清，放火焚烧宫殿，东京开封因此损失惨重。事后，赵元佐被废为庶人，失去了继承权。

太宗次子赵元佑，在大哥被废后，开始受到重视，在雍熙三年（986年）被太宗任命为开封尹兼任侍中，改名赵元僖，晋封为许王，加中书令衔，基本上是按照皇储的待遇来对待。就在立储之事正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时，淳化三年（992年）十一月大朝会，许王赵元僖上朝不久，忽觉身体不适，于是立即辞朝回府，太宗也匆匆结束朝会，亲自前往许王府探视。当太宗来到的时候，赵元僖已经不能自理，太宗悲痛地喊他名字，他还能勉强回话，流泪不止，不久后，就连话也说不出了，随即去世，时年二十六。

太宗痛失爱子，悲痛莫名，几日都无法正常饮食休息，常常独自哭泣。后来勉强支撑着处理政事后，追赠赵元僖为皇太子，追谥为恭孝。

赵元僖去世后，太宗以为储君之位不详，所以不再提及立储之事，大臣冯拯等人上书要求更立储君，太宗大怒，把他们全部贬斥岭南，此后再没有人敢于公开上奏立储之事。

至道元年（995年），太宗因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的北伐燕云之战中身受箭伤，久不痊愈，以致箭创时而溃烂，危及身体，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私底下询问参知政事寇准立储之事。寇准抓住机会，向太宗陈说立太子有利于国家稳定、社稷巩固，天下臣民都期盼大宋能够早定国本。于是，太宗下定决心，明发诏书，立第三子寿王赵元侃为皇太子，改名赵恒，并大赦天下。

之后，皇太子赵恒以太子仪仗在东京（开封）城中出行，东京官民百姓都列于街道两侧，欢呼雀跃、向皇太子致敬。

赵恒是唐末以来，中原地区上百年间第一个被正式公开册封为皇太子的储君（之前都是以开封尹为默认的皇储），百姓们亲眼得见百年来第一个皇太子在自己面前巡游经过，兴奋仰慕之情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囿于君臣父子的传统思想、和太宗尚在的事实，只怕百姓们早就忘乎所以得大喊“万岁”了！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二十九，太宗在东京开封万岁殿病逝，时年五十九。皇太子赵恒登基，成为大宋第三代皇帝宋真宗。

如前所述，真宗的第六子就是日后的宋仁宗赵祯。所以，宋仁宗赵祯就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孙子，同时，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侄孙。

4. 李景隆打开南京城门迎接朱棣大军入城？

干啥啥不行，逃跑第一名！李景隆本是建文帝手下的“头号战将”，却寸功未立，被朱棣评为“靖难功臣之首”，这样的结局，真让人哭笑不得！

李景隆起点极高，一出场就自带主角光环，不仅人长得帅气，还深受朱元璋、朱允炆两代帝王的器重，年纪轻轻就承袭了父亲“曹国公”的爵位，货真价实的官二代+将二代。

都说“虎父无犬子”，这话对李文忠却是个例外。

李文忠是大明朝排名前五的开国虎将，但他的长子李景隆却是个如假包换的草包。

李景隆在靖难之役中，被朱允炆授予全国兵马大权，然而，他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却四战四败，被网友戏称为“大明第一伪战神”，甚至有人怀疑他是朱棣故意安排在南军中的“间谍”。

不知道李景隆若听到后人对他的评价，会不会掘地三尺、无颜面对列祖列宗？

在交代李景隆的结局之前，咱们得先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李景隆是什么人？

1、将门之后

李景隆除了是开国名将李文忠的长子，他还有另一个更加显赫的身份——皇亲。

李文忠是朱元璋的亲外甥，所以按辈分来说，李景隆是明成祖朱棣的表侄、建文帝朱允炆的表兄弟。

少年时期的李景隆，从来就不担心前程问题，这不单因为他投胎的人家好，更因为他自己就很努力，在学习上从没让父母操过心。

身为名将之后，李景隆自小熟读兵书，对兵法韬略更是如数家珍，再加上他长得帅气，连明太祖朱元璋，都忍不住多看他两眼。

《明史·李景隆传》载：“景隆，小字九江。读书通典故。长身，眉目疏秀，顾盼伟然。每朝会，进止雍容甚都，太祖数目属之。”

1386年，李文忠病逝三年后，李景隆作为嫡长子，正式继承了父亲曹国公的爵位。

2、帝王心腹

朱元璋执政后期，跟随他一起打江山的名将，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年迈，几乎没什么人可用了。

为了让下一任皇帝更顺利地接班，朱元璋开始提拔、重用年轻将领。

李景隆就是其中一个重点培养对象。

在朱元璋的授意下，李景隆多次到地方上练兵，并负责和胡人的茶马互市。此外，李景隆还被任命为左军都督府的长官，全国五分之一的兵马都在他的直接管辖下，其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明史》载：“屡出练军湖广、陕西、河南，市马西番。进掌左军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傅。”

1398年，朱元璋驾崩，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依然对表亲李景隆信任有加，他交给李景隆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削藩”。

而被削的第一个倒霉蛋，就是朱棣的同胞兄弟周王朱橚。

后来的结果证明，李景隆办这样的差事，还是比较在行的，他先是以练兵的名义路过朱橚的封地开封，然后趁对方不备，火速包围了周王府，活捉了朱橚。

不久，朱橚从藩王被贬为庶人，和全家老小一起被流放到了云南。

李景隆“初战告捷”，不仅增长了建文帝削藩的信心，也让他对李景隆的信任更胜一筹。

然而，用不了太长时间，建文帝就会清醒认识到这种信任的代价，竟要用他自己的江山来换。

3、常败将军

1399年，燕王朱棣害怕“被削”，遂决定起兵“靖难”。

建文帝在收到叔叔反叛的消息时，并没有多慌乱，因为他自认为手里多的是王牌，这其中一个王牌就是长兴侯耿炳文。

耿炳文是朱元璋众多开国名将中仅存的两人之一，此人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善于防守，当年在长兴与张士诚对决时，他愣是靠坚防死守，让张士诚10年间未西进一步。

耿炳文的优势突出，然而弱点也很明显。他的弱点就在于不会进攻，偏偏朱允炆派他去迎战朱棣，结果可想而知，耿炳文被燕军大败于真定。

姜还是老的辣，耿炳文吃了败仗后，立马调整作战战略，转攻为守，朱棣再有能耐，面对耿炳文的“拿手好戏”，也毫无办法。

就在朱棣束手无策之际，朱允炆给叔叔送来了一个”大礼“。

朱允炆认为耿炳文老气横秋，不能很快平定叛乱，于是听从发小黄子澄的建议——让美名在外的李景隆代替耿炳文，带兵50万北伐。

让人奇怪的是，收到朝廷的任命状，高兴的不止有李景隆，还有远在北平的燕王朱棣。

（1）北平之战，无功而返

正愁眉不展的朱棣一听说对手换成了李景隆，高兴的眼泪都出来了，他立即召集诸将，将“我军必胜”的好消息，提前告诉了大家。

《明太宗实录》载：上语诸将曰：“李九江，豢养之子，寡谋而骄矜，色厉而中馁，忌刻而自用，况未尝习兵，见战阵而辄以五十万付之，是自坑之矣。”

后来的事实证明，朱棣的预判非常准确。

北平被围，面对李景隆数倍于自己的兵力，朱棣不仅不慌不忙，反而放心地将北平城交给了长子朱高炽，自己去游说宁王朱权去了。

当时，城内只有一万老弱病残，李景隆带领50万大军，愣是猛攻一个多月没拿下来。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李景隆手下的都督瞿能瞅准时机，猛攻防守最薄弱的张掖门，眼看就要攻进北平城，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景隆怕部下抢功，竟然下令全军撤退。

《明史·李景隆传》记载：景隆闻之，进围北平。都督瞿能攻张掖门，垂破。景隆忌能功，止之。

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李景隆本想第二天亲自攻进北平，谁知天公不作美，等他再次来到城下，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冰城“，城墙四面被厚厚的冰包裹着，别说攻进去了，就是靠近它，对一直生活在南方的士兵来说，都是种挑战。

北平之战，就这样就李景隆的私心搅黄了。

（2）郑村坝战役，连夜逃遁

李景隆围攻北平失败后，朱棣带着宁王最精锐的朵颜三卫迅速赶回北平。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不假，朱棣亲自上阵，专攻李景隆所在的中军。

双方在郑村坝展开大战，朵颜三卫很快以万军不当之势，连续攻破李景隆七座大营。

李景隆兵败如山倒，急忙下令撤退。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李景隆作为主帅，打仗寸功未建，逃跑却出奇地快。

在他的带头作用下，南军仓皇逃窜，被踩踏和被俘虏者不计其数。

《明史》记载：“连破其七营，遂逼景隆。燕将张玉等列阵而进，乘胜抵城下，城中兵亦鼓噪而出，内外夹攻，景隆师溃，宵遁。”

（3）白沟河之战，再次南逃

李景隆兵败如山倒，然而，远在南京城的建文帝非但不追究他的责任，反而认为李景隆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手中的权力太小了，要让李景隆打胜仗，必须增加他手中的权力才行。

有这么糊涂的皇帝坐镇指挥，南军不败才怪！

于是，第二年四月，“逃跑健将”李景隆再次披甲上阵，这次他不仅统兵60万，还有了皇帝钦赐的“专征伐”之权，可以随时处置那些不听话的将领。

《明史》载：“帝虑景隆权尚轻，遣中官赍玺书赐黄钺弓矢，专征伐。”

按说，碰上这样的主子，李景隆真是祖上积大德了，在那个“文臣死谏，武将死战”的年代，李景隆该舍命报效君主的知遇之恩才是，可李景隆再一次让大家伙失望了。

1400年4月，双方再次决战白沟河。

李景隆的兵力6倍于燕王，而且手下猛将如云，不仅有前朝老将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还有瞿能、平安等骁勇战将，然而，大战开始没多久，他还是被朱棣打败了。

这回他损兵折将近20万，将朝廷的精锐部队和后勤补给，大半“送给了”朱棣。更丢人的是，李景隆又一次逃跑了。

（4）济南保卫战，只身逃跑

李景隆逃回德州后，燕王朱棣的大军就追了上来。眼看就要被活捉，李景隆再次本色出演，二话不说弃城就跑，一口气从德州逃回了济南。

到了济南之后，李景隆本想重整十几万残兵，抵抗一下，谁知他前脚刚到，朱棣的大军后脚就跟来了。

李景隆顿时膝盖发软，也顾不上什么礼义廉耻了，一听到圣旨来召，撒丫子自己先跑回了京城，将十几万将士又无偿“送给了”朱棣。

作为名将之后，李景隆在战场上的表现，真是辱没曹国公的英名，让人大开眼界。

《明史·李景隆传》载：“与燕军连战，复大败，玺书斧钺皆委弃，走德州，复走济南。斯役也，王师死者数十万人，南军遂不支，帝始诏景隆还。”

4、叛徒内奸

直到这时，朱允炆才算看清了李景隆的真正实力。

当初极力推荐李景隆的黄子澄，羞愤难当，立即和朝中20多位大员一起上疏，要求杀掉李景隆，以谢天下。

《明史》：“黄子澄惭愤，执景隆于朝班，请诛之以谢天下。”

可一向以仁义治国的朱允炆，不仅没有采纳众臣的建议，反而又派给了李景隆一个“大活”。

1402年，燕军打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朱允炆惊慌失措，赶紧派李景隆等人与燕王谈判，希望双方划江而治，可志向远大的朱棣没有答应。

不久，朱棣兵至金川门，两位守城将领不约而同、不战而降，竟主动打开城门，让燕军大摇大摆进了城。

朱允炆闻此噩耗，放了一把大火，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两位守城的将领，一个是谷王朱橞，一个就是曹国公李景隆。

《明史》：“燕师渡江，帝旁皇甚，方孝孺复请诛景隆。帝皆不问。使景隆及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入燕军，割地请和。燕兵屯金川门，景隆与谷王橞开门迎降。”

打了整整三年的靖难之役，就此画上句号，燕王朱棣成功升级，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

二、李景隆的结局如何？

李景隆的“无能”和“无耻”让他在建文朝备受嘲讽，可一朝天子一朝臣，到了明成祖朱棣这儿，李景隆的缺点，顿时成了闪闪发光的优点。

1、初期被封功臣之首，备受优待

能以藩王之力战胜数倍于自己的中央军，朱棣实在胜的艰难、胜的侥幸。说起来，他还真得感谢“常败将军”李景隆。

朱棣上位后，是如何报答他的呢？

朱棣登基后，对功臣大加封赏。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排名第一的功臣竟然是无德无才的李景隆！

李景隆不仅被授为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加封太子太师，每年的工资还增加了一千石，而且，这种优待还能世袭。

《明太宗实录》记载：“加封景隆为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子太师、曹国公，增禄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孙世世承袭……”

朱棣或许觉得这样还不足以彰显李景隆的功绩，于是，便特许李景隆上朝时，可以站在诸臣的前面。

这么着一来，李景隆就犯了众怒了。

第一个站出来挑刺的，就是李景隆亲手抓捕过的周王朱橚。

2、后期屡遭弹劾、遭抄家幽禁

说是“后期”，其实李景隆的好日子，统共就过了一年。

从永乐二年起，李景隆的麻烦就来了。

先是周王朱橚上奏弹劾李景隆，说他在建文年间曾收受巨额贿赂，不过朱棣很“大度”，压根就没把李景隆怎么样。

然后是刑部尚书郑赐、成国公朱能、吏部尚书蹇义等人上奏，称李景隆与弟弟李增枝在家密谋，意图造反。

古代帝王对谋反罪，向来是宁肯错杀，也不会漏放的。

所以，这次朱棣尽管半信半疑，还是革去了李景隆的全部职位，让他在家闭门思过。

不久，吏部尚书李至刚又落井下石，弹劾李景隆，说他在家不思悔改，让家人行君臣跪拜大礼，李增枝也蓄养了几百家奴，打算起事。

靠着几百家奴，就能谋反？

可这次，这么荒唐的上奏，朱棣竟相信了！

他不仅夺了李景隆的爵位，抄了李家二兄弟的家，还将他们统统软禁在家中。

为了自证清白，李景隆曾绝食十日，但最终没抗住饿，也没有死成。

就这样，背着一身骂名的李景隆，一直被软禁到永乐末年，才郁郁而终。

《明史·李景隆传》载：“于是夺景隆爵，并增枝及妻子数十人锢私第，没其财产。……尝绝食旬日不死，至永乐末乃卒。”

三、李景隆的前后境遇反差为什么如此之大？

李景隆对朱棣的作用，文治比不上姚广孝，武功比不上朱能，却被列为靖难功臣之首，是朱棣老糊涂了？还是和朱允炆一样念及亲情呢？

我认为，这两点都不是，朱棣对李景隆的安排，有自己的小算盘。

1、初期朱棣对李景隆礼遇有加，是为了稳定人心

他初期礼遇李景隆，是因为李景隆确实有拥立之功。

朱棣得位不当，急需收买人心，所以他虽然对李景隆各种看不上，但不能一上来就收拾他，这样会有过河拆桥之嫌。

他大肆封赏建文朝的重臣李景隆，就是想借机告诉那些旧臣们：只要拥戴他朱棣，他不但既往不咎，而且会赏赐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因此，李景隆初期受到的优待，既能为朱棣的新朝做宣传，也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

等到李景隆的价值被利用完，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2、后期朱棣对李景隆反攻清算，是因为李景隆能力有限、德行有亏

李景隆对朱棣，固然有功，但他对建文帝，简直就是忘恩负义、无耻至极。

建文帝对李景隆可谓是恩重如山、义深似海，但李景隆还是背叛了他。留这样的人在身边，谁知他将来不会背叛自己？

李景隆虽然熟读兵书，却只会纸上谈兵，真到战场上，他身为主帅跑得比谁都快。

对这样一位无德无才的小人，朱棣怎么会让他得志呢！

所以，李景隆被朱棣圈禁了近二十年，至死也没有获得自由。

总结：

纵观整个靖难之役，李景隆占据了妥妥的C位。但身为主帅，李景隆犯有四大过错：

第一，久攻北平不克、阻止部下抢功，导致功亏一篑，此为嫉贤妒能；

第二，郑村坝之战，稍有不敌，就带头逃窜，有失为将之道；

第三，白沟河之战，指挥失当，折损大半，此为再负君恩；

第四，金川门之变，临阵倒戈，主动纳降，此乃不忠不义。

如果建文帝不盲目信任李景隆，靖难之役的结局会不会不同呢？

5. 古代的王爷都有哪些名称？

“王爷”——这个对于中华历代王朝宗室最高等级男性成员（除皇帝外）的称呼主要是盛行于清代，而且是相当口语化的称谓。虽然在明代中晚期宫廷内中就有了“皇爷”（称呼皇帝）、“小爷”（称呼太子）这种尊称，市井小说中也有了“某某爷”的称谓，但是终明一代，朝廷及官员都是用“某王殿下”、或者“殿下”来称呼被封授王爵的宗室高级成员，平民百姓中也没有“某王爷”这种称谓。朝廷及地方官府正式文书上则一律以“某王”注明，如果涉及先代诸王，则以王号加谥号称呼，如“秦慜王”、“宁靖王”、“兴献王”等。

王，起初是上古时期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呼，起源于商代（夏朝最高统治者称“后”，即夏后氏）。商首领履于鸣条之战击败夏后氏最后一代后—癸（夏桀），俘获并放逐了夏桀后，自立为天子，自号为“王”，这是中华历史上第一个称王者。履也就是“成汤”（商汤）。

周武王十一年（约前1046年），周灭商，并广建诸侯以屏周室。周武王姬发采用商代制度，同样自号“天子”、称王。而诸侯则尊称天子为“天王”。周天王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封封授于各诸侯，诸侯们则以天王册命为依据，享有封国治理权、土地和人口统辖权，同时要承担对于共主周天王的臣属义务，如定期朝见纳贡、出兵随同征战等。

由于各国诸侯在封地内享有绝对统治权，并拥有对封国土地和人口的排他性所有权，所以经过数百年不断的兼并扩张作战，一部分诸侯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以至于到了可以威胁周天王，自立为王的地步。

周桓王十六年（前704年），楚国国君熊通自加王号，并追谥去世的兄长熊眴为“楚厉王”。熊通是春秋时期第一个公开称王的诸侯国君，其死后被追谥为“楚武王”。（徐国徐偃王称王早于楚武王，不过没有延续下来，后世历代徐国国君都自称徐子。）

自熊通称王后，到周简王元年（前585年），吴国国君寿梦也称王，这是第二个称王的诸侯国。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越国国君允常第三个称王。至此，南方楚、吴、越三个诸侯国都自立为王。不过三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诸夏封国，所以影响力不是很大。

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以齐、魏“徐州相王”为标志，诸侯国君们在之后十多年年几乎全部称王，除传统战国七雄以外，中山、宋两国也各自称王，王号不再是周天王一家所独有。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国依次消灭其余六国，统一天下。秦王以“功盖三皇、德兼五帝”自夸，于是改尊号为“皇帝”，废弃王号。同时，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以流官治理地方，皇子不再实土就封，也不授予王号。秦代因此没有封王的情况。

至秦末天下大乱时，原山东六国旧贵族及新兴的义军首领们为显示正统传承及凝聚人心，纷纷称王。汉高帝灭西楚代秦建汉后，为了稳定国家、封赏功臣，分封了大量同姓及异姓王，建封国于四方。这时候的王爵还没有高低之分，一律为诸侯王，即国王。

两汉、魏晋沿袭相传，宗室封爵制度也一并传承。至晋武帝于泰始元年（265年）代魏称帝、建立晋朝后，大封宗室，其中叔父司马伷被封为东莞郡王，这是“郡王”的称呼第一次出现在中华历史上。至此，王爵细分为王（国王）、郡王两等，但是彼此的差别和仪制俸禄车马服饰待遇尚不明显。南北朝时期，各国基本都遵循这一制度。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隋代周而立，隋文帝更定了宗室制度，宗室爵位九等，为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其中王爵为国王、郡王两等。隋炀帝时只保留了王、公、侯三等，其余六等爵位废除，并规定了皇帝之叔伯、兄弟、皇子封授国王（亲王）的制度。

唐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建唐，宗室制度在唐代得到进一步加强。唐制：皇帝兄弟、皇子封亲王，亲王承继子封嗣王，亲王余子中有功劳者或者皇帝特别加恩者封郡王，其余封国公。皇太子所生诸子则一律封郡王（皇太孙除外）。

有唐一代，异姓封王者非常多（集中在中后期），这是由于唐代政治斗争复杂严重，中后期又长期处于藩镇割据局面，所以朝廷多对建立功业的功臣加以晋封王爵的奖励，以激励他们为朝廷效力（当然，安禄山、朱温等反贼也有授王爵，这里就不多解释了）。不过除了唐初的吴王杜伏威以外，其他的异姓王都是郡王级别，例如汾阳王郭子仪。

经历五代乱世后，宋太祖于建隆元年（960年）建立宋朝，宗室封爵制度一依唐制，不过也有修改，王爵分王（亲王）、嗣王、郡王三等。宋代宗室爵位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也没有过多的物质利益，和官员封爵几乎混同一体（除了最高级别的亲王以外）。而嗣王一级更是几乎虚置，两宋三百年间，一共才封授了四位嗣王，算是极为特殊的王爵了。与唐朝一样，宋代异姓功臣获得郡王封号的概率也非常之高。

辽、金、西夏、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在封爵制度上照搬中原制度，但是对于王爵的封授不是很严谨和很规整，大量的异姓被授予国王（亲王）爵位，由此而带来的政治动荡也十分常见。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对于宗藩制度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详细的设定，规定亲王王号一字、谥号一字；郡王王号二字、谥号二字。皇子封亲王、亲王除世子外其余诸子封郡王。诸王皆世袭。

初代明朝亲王（即太祖诸子）大多以前代大封国为号，如秦、晋、燕、吴（周）、楚、齐等；郡王则以府县名为号，如临潼王、宁化王、高阳王等等。

之后帝系传承、宗人繁衍，而大而美的封国名称已经用完，所以中后期明代亲王封号则以美号为主，如：荣王、兴王、景王、福王等。

清崇德六年（1636年），清太宗更改国号为“清”，厘定了宗室封爵制度，分为九等：一和硕亲王；二多罗郡王；三多罗贝勒；四固山贝 子；五镇国公；六辅国公；七镇国将军；八辅国将军；九奉国将军。开国时期诸事草创，所以爵位制度没有过多细分，名号时常更改。而且王爵只加美号，不加前代国名、府邑名，同时以等级直呼“某亲王、某郡王”。

顺治六年（1650年），增加宗室爵位增加第十等“奉恩将军”。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高宗颁布“钦定爵表”，彻底完善了清代封爵制度。

宗室爵位细分为：和硕亲王；亲王世子；多罗郡王；郡王长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一共十二等十四级（亲王世子、郡王长子不列等级，仅具俸禄，承袭王爵后自动除去世子、长子身份。）

清代除开国六亲王（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庄亲王硕塞）、二郡王（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以军功获封爵位世袭外（即铁帽子王），只有雍正时的怡亲王（胤祥）、同治时的恭亲王（奕䜣）、光绪时的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四家恩封世袭亲王。而郡王则没有恩封世袭的。

“王爷”这种口语化的称呼，也是从清初开始流行，旗人好称呼他人（或者自称）为“爷”，久而久之，诸亲王、郡王的称呼也被引申为“某王爷”，长期潜移默化之下，即使到了现代，在影视文化作品中对于各朝王爵的称呼绝大多数都是使用清朝的俗称，称其为“王爷”。

其实在清代以前，各朝国王（主要指亲王、包括嗣王、郡王）的称呼都各有不同：先秦时称“王上”、秦汉至隋唐、宋元时称“大王”、明代称“某王殿下”，或者“殿下”。而亲王（国王）自称自先秦至明代书面用语一直是用“寡人”这一称呼（少部分用“孤”），口语则自谦为“小王”，或者直接用“吾”。“本王”这个称呼，目前史书中不见实例。

6. 九鼎至尊是成语吗？

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时，这“九鼎”也就表示着王室贵族的身份。

曾有严格的规定：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皇储皇室天子才能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因此，‘鼎’很自然地成为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进而成为国家传国宝器。在秦灭周后第二年即把周王室的九鼎西迁咸阳。

但到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时，九鼎却已不知下落。 这个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九鼎，又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镇国之宝。

九鼎至尊，这是杜撰的一个词，九鼎可以解释，至尊也可以解释，结合起来却是个无中生有的词，那就别有用途，别有所解了。不过有一个词，九五之尊，代指皇帝。

7. 清代的皇族是怎样划分等级的？

清朝的皇族成员封爵制度在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基础上还进行了改革，在清朝皇族内部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分化，清朝按照血缘关系对皇族成员内部进行了二次划分。

清朝以清太祖努尔哈赤老爹塔克世为界限，塔克世这一系都属于皇室嫡系子孙，塔克世平辈以及之前辈分的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就属于皇室旁支了。清朝也特意在衣着装饰上加以区分皇室嫡系和皇室旁支，皇室嫡系被称为宗室，皇室旁系被称为觉罗，而二者区别就在于日常穿着上，宗室腰间可以系上黄带子，因此俗称宗室为黄带子，而觉罗腰间系红带子，因此俗称红带子。

说到宗室和觉罗，就顺便说一说觉罗的含义，觉罗在满语中原本属于“远方”的意思，后来引申为“远支”，其意义就是属于远支宗亲的意思。

而有趣的是清朝皇室的姓氏爱新觉罗氏，实际上就是满族爱心部远支宗亲的意思，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就属于爱新部的远支宗亲，后来觉昌安的儿子也就是努尔哈赤老爹塔克世争夺到了建州女真左卫指挥的职位，才使得觉昌安这一系爱新部的远支家族强盛起来。

到了皇太极时期，皇太极推行汉化，他就效仿汉族的皇姓制度，把自己的部族结合支系就变成了爱新觉罗姓氏。

因此清朝皇族分为近支宗室和远支觉罗，区别在于腰间的红黄带子，除了红黄带子的区别之外，近支和远支在家谱中都是分开的，清朝的皇室家谱也叫《玉牒》，在《玉牒》中分为帝系、宗室和觉罗三谱，皇帝一系的子孙单独记载，其余近支宗室算一系，远支觉罗单列一系。

除了黄带子和红带子区别之外，爱新觉罗皇族将革除皇族身份的人俗称为紫带子，其实紫带子算是对皇族的监管和惩罚，黄带子的近支宗室犯了法或者犯了错，会被降级为红带子的远支觉罗，那红带子的远支觉罗犯了法或者犯了错呢？那么他们就会被降级为紫带子身份，所以说紫带子并不算是身份区别，而算是一种对皇族的监管和惩罚。

即便是犯了错被革除皇族身份，也要在《玉牒》中有记录，紫带子就是为了给这些被革除皇族身份的皇族成员有一个身份记录，这就是因为爱新觉罗祖先有规定，爱新觉罗氏同姓不得通婚，所以虽然被革除了身份，但是其人还是爱新觉罗血统，因此要记录在《玉牒》之上，并且特意标记是为何事革除皇族身份，就防止将来同姓通婚。

当然，可不仅仅只是一根带子和《玉牒》中记录不同而已。更主要的区别在于近支宗室和远支觉罗在日后爵位待遇上都是完全不同。

爵位待遇上主要以入八分和不入八分为区别，入八分的爵位主要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的爵位主要是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一二三等镇国将军、一二三等辅国将军、一二三等奉国将军以及奉恩将军，这些都是清朝皇族的封爵。

这些爵位以入八分公和不入八分公为界限，清朝的所谓八分其实是指的八种待遇。即朱轮、紫缰、宝石顶、双眼花翎、牛角灯、茶搭子、马坐褥和门钉这八种待遇。

朱轮和紫缰也就是马车的轮子是朱红色，骑马的缰绳是紫色；宝石顶就是指的官帽上镶嵌的饰品，不入八分和一二品官员都是珊瑚顶，只有入八分爵位的才能佩戴更高一级的宝石顶；清朝的官帽后面带有花翎，一般官员是没资格佩戴，只有在京的高官重臣受皇帝赏赐才能带单眼花翎，而不入八分的爵位通常都是佩戴单眼花翎，入八分的爵位奉恩镇国公和奉恩辅国公这一级是佩戴双眼花翎，而贝子爵位网上都是佩戴三眼花翎；牛角灯是晚上照明的射灯；茶搭子是保存热水用的保温垫；马坐褥就是骑的马鞍辔下垫的一层褥子；门钉则是指大门上的门钉，亲王家门钉数量是九行七列七九六十三之数，郡王爵位到奉恩辅国公这一级别府上门钉数量是相同的，都是七行七列七七四十九颗门钉，不入八分公爵府上门钉都是五行九列五九四十五颗门钉。

除了这些入八分爵位的人还必须在朝廷担任差事，不能离京，随时面见皇帝，并且在出席一些国家大型的典礼活动时，这些入八分爵位的人都是要跟着皇帝后面出席的，而不入八分爵位的人是不需要在朝廷担任差事，可以随意离京，也不需要经常面见皇帝，在出席国家大型活动典礼时，更不能跟随在皇帝后面，而是要跟随在本旗旗主后面。

这也就是入八分爵位和不入八分爵位的区别，从这也能看出来，入八分爵位都衣食住行全面待遇都要比不入八分更高一级，那也就能知道肯定入八分的爵位都是赐封给皇室近支宗亲了，而不如八分的爵位那肯定都是远支觉罗的了。

事实也是如此，在清朝历史上绝大多数远支觉罗的爵位都是不入八分的爵位，有极少数能混到奉恩镇国公或者奉恩辅国公就很厉害了，那还是在有战功的前提下才能获得，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远支觉罗能混到最低爵位的奉恩将军就很不错了，几乎都算是闲散宗室。

入八分爵位和不入八分爵位只是在排面和地位上显示出不同，到了具体的经济上面那这些皇族的经济收入就更是相差很大了。

和硕亲王是所有皇族爵位中待遇最高的，先以收入来说，和硕亲王每年的俸银是1万两白银，禄米是1万斛，除此之外朝廷还允许每位和硕亲王报请一个亲王世子，也就是在亲王的儿子中选一个将来做继承人，亲王世子每年俸银是6000两，禄米是6000斛。

也就是说一个亲王有个儿子的话，爷俩每年收入就是1.6万两白银和1.6万斛禄米，这可是非常丰厚的收入。按照晚清的税收和人口计算，晚清时期的人均收入大概在6两银子左右，这还得说是比较富足的家庭能达到这种收入，实际贫民年均收入很可能不超过2两银子，这样对比一下亲王年收入就能知道这一个爵位收入有多么富了。

比亲王低一级的爵位就是郡王，每年俸银是5000两，禄米5000斛，郡王也被朝廷特许一位儿子出来食俸禄，称作郡王长子，而郡王长子每年俸银是3000两，禄米3000斛。

郡王之下是多罗贝勒，每年俸银是2500两，禄米是2500斛，从贝勒这里开始他们的儿子就没有资格食朝廷俸禄了，因此子嗣也就没有待遇。

贝勒之下是固山贝子，每年的俸银是1300两，禄米是1300斛。在这里说一下基本皇帝的儿子最次也能获封贝子爵位，近支宗室中血缘与皇帝稍远一些，比如是皇帝的堂兄弟或者堂侄子这类的宗亲都是封奉恩镇国公或奉恩辅国公这类爵位，当然这只是在康熙的清初时期，清朝到了乾隆之后，也就是中后期，基本皇帝的儿子封爵都是从郡王起步，而皇帝的堂兄弟或堂侄子这些血缘稍远点的亲戚都是从贝子起步了。

比贝子低一级的就是奉恩镇国公和奉恩辅国公，奉恩镇国公的年收入等同于外姓大臣一等公爵位的收入，都是每年700两俸银，700斛禄米。奉恩辅国公的年收入大致等同于外姓大臣一等伯爵的年收入，每年是500两俸银，500斛禄米。而不入八分镇国公和不入八分辅国公收入与奉恩的爵位是相同的，所差者不过是入与不入八分的待遇。

公爵以上爵位都属于超品级的爵位，他们的朝服都是蟒补服，从公爵以下镇国将军相当于正一品武官，辅国将军相当于二品武官，奉国将军相当于三品武官，奉恩将军相当于四品武官，这些爵位的人都是穿着对应品级武官补服。收入也都和这些官级差不多，比同级外姓官员略高一些，最低级的奉恩将军每年俸银110两，禄米110斛，可以看出清朝皇族爵位中经济收入差距有多大，不过即便是最低级的奉恩将军也比普通百姓年收入多得多，可见在封建社会，皇族才是最大的资本控制者。

在清初时期，没有任何封爵的皇族成员是没有经济收入的，清朝的爵位通常都是嫡系继承，随着清朝入关后，皇室成员繁衍越来越多，因此到了清朝中期也就是在乾隆中后期很多庶系旁支皇族成员都没有爵位与平民无异，甚至他们还依仗着皇族身份赖于从事生产工作，生活过得更加艰难，有的甚至还不如普通的平民百姓。

乾隆是个好面子的皇帝，他怕这些庶系旁支的皇室成员穷困潦倒丢了皇家的颜面，所以乾隆规定没有爵位和职位的黄带子称为闲散宗室，没有爵位和职位的红带子称为闲散觉罗，让这些无业游民的皇亲们可以穿着从四品官员的顶戴与朝服，但这不代表着让他们享受从四品官员的待遇。

乾隆规定给这些闲散宗室每年发一笔“低保”，黄带子闲散宗室是每年发放36两银子42斛米，红带子闲散觉罗是每年24两白银21斛米，这在当时也叫作养赡银。

其实闲散宗室的收入真的可以算作是“低保”了，根据记载统计，晚清时期京城五口之家一年开销大概是30两银子左右，按照乾隆制定的养赡银，这笔钱在当时还真算是“低保”了，让这些闲散宗室、闲散觉罗都不敢多生孩子。

当然这是京城的消费水平，这些闲散宗室和闲散觉罗是可以随意定居在外地，如果他们搬离京城，那以这笔养赡银来说还是可以在其他地方过上富足生活。不过，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各种割地赔款，国家财政十分吃紧，因此这笔养赡银经常出现拖欠，这也使得依靠这笔养赡银养家糊口的闲散宗室和闲散觉罗生活极为窘迫。

闲散宗室和闲散觉罗这些皇家的穷亲戚难，其实想获得封爵也挺难，清朝的封爵获得途经通常分为功封、袭封、恩封、袭封四种形式。

功封是指在立有军功的情况下，皇室宗亲可以获得封爵，这主要集中在清初开国时期需要武力平定天下获取军功，凭借军功可以获封爵位。

袭封就是指的儿子承袭父亲的爵位，不过清朝的爵位都是世袭递降，也就是说每传承一代人就需要降一级承袭爵位，比如老爹是亲王，那将来他儿子就得继承郡王爵位。但是世袭递降到一定级别后就不会再降了，而是可以永远传承下去。

亲王降至镇国公，郡王降至辅国公，贝勒降至不入八分镇国公，贝子降至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公降至镇国将军，辅国公降至辅国将军，这样就都不会再继续递降了。

但也并不是所有爵位都是世袭递降，清朝有十二家世袭罔替的爵位，世袭罔替就是指不需要降级承袭爵位，清朝共有十二家世袭罔替的王爵，民间称之为铁帽子王。这十二家铁帽子王中有八家都是清初时期靠军功而获得封爵，可见军功在清朝的重要性。

恩封是指的皇帝直接赐予的爵位，就是皇帝喜欢你，没理由，就想封你一个爵位。当然了，能获得恩封的人都是皇帝的血缘近亲，比如皇帝的叔伯兄弟，而且恩封的爵位起点都很高，几乎都是从贝子或者贝勒起步。

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中，有四家铁帽子王也就是怡亲王、庆亲王、醇亲王、恭亲王都是皇帝恩封而来。就像康熙第十三子胤祥一样，他在康熙时期没有封爵，由于深得哥哥雍正喜爱和信任，因此雍正继位后直接被封为怡亲王，在死后更是获得世袭罔替待遇，这就是典型的恩封。

考封其实是获得封爵途径中比较有难度的了，考封是指皇室内部举行爵位考试，也可以算作是皇族内部的科举制度。分别考查皇室宗亲的翻译也就是满汉文水平、骑马射箭和步行射箭这三类。考试制度非常严格。

清朝的继承爵位规则是只有一个嫡子可以继承爵位，但是很多皇族都娶了不少小妾，生了不少儿子，那其他儿子怎么办呢？那就只有走考封这条路了。

考封也并不是随便封爵的，它是有一定的基准值，比如亲王嫡福晋所生的幼子，按照规矩他应该受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但是他想封这个爵位，必须三项考试全考优才能顺利获封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如果两优一平，就降一等承袭爵位；如果一优二平或二优一劣，就降二等承袭爵位；如果是一优一平一劣，这就降三等承袭爵位；一优两劣、两平一劣、一平两劣及全劣者，那就不用想着要封爵了，直接停封了，变成闲散宗室了。

如果老爹是最末等的奉恩将军，那他除了继承爵位的儿子之外，其余的儿子去参加考试的话基准值就是云骑尉了，而且不管考得如何，只要不是最差，就基本能获封小爵位云骑尉。

在清朝云骑尉这个爵位通常都是册封给因公殉职烈士子女的爵位，每年年收入大概在85两银子左右，相当于正五品官的俸禄。

在考封制度之下，清朝很多皇室成员都考到四五十岁没考上还在继续努力获得考封，所以考封是一种激励皇室成员的制度。

这就是清朝皇族等级划分以及爵位制度，其实相比较而言，清朝对于皇族的限制以及对于皇族的爵位制度划分比明朝和之前的其他朝代都更加合理得多。

尤其是爵位传承需要世袭递降还有考封制度，有效的遏制了皇室成员成为国家财政负担累赘。在这两种制度之下，清朝皇室成员中有爵位的人比例被压缩到了6.3%，其中不入八分爵位的人占比达到了75%，清朝皇室成员有93.7%的人都是没有封爵。

因此这么来看，清朝的皇族等级划分和爵位制度还是非常合理，算是历代封建王朝中比较合理的朝代，能有效遏制皇族成员成为国家财政负担。

小岛知风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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